深度揭秘（内江工读学校电话）内江工读学校电

引子

网上热搜“用郑佑之造句”，例句如下：

1.次年1月，郑佑之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

2.受共产党员郑佑之的影响，追求革命；

3.民国11年，郑佑之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4.大姐李坤俞，与郑佑之结为伉丽，不幸早年病故；

5.后又由父母作主，将五妹李坤舆嫁与郑佑之为妻；

6.民国19年，李又被调去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合川兵暴；

7.郑佑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一说1925年转党，一说是1922年入党；

8.次年冬，经郑佑之介绍，加入共青团，民国15年转为中共党员；

9.期间，与郑佑之等在宜宾建立读书会、通俗讲习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

10.刘身份未暴露，又有团防队长的头衔作掩护，郑佑之则安排他就地隐蔽下来；

11.兵暴失败后，郑佑之调重庆，李坤杰继续留在合川，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年关斗争；

12.1985年县人民政府于墓前立碑，碑文：“中国共产党首届四川省委委员郑佑之烈士墓”；

13.佑之小学是由郑佑之创建的，在曹文根、龚元君等历届校长领导下培养了大量人才；

14.同年4月5日，中共观音区委集资建立“郑佑之烈士纪念碑”于观音中心小学灯光球场侧；

15.张锡龙在赵一曼、郑佑之等同志进步思想影响下，怀着满腔义愤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

16.郑佑之及时到五宝镇与当地党支部成员研究，决定以五宝镇为中心发动荣县民众起而反对军阀、抗捐抗税；

17.民国13年从成都华西大学辍学回乡，任观音镇高等小学校教员，在中共党员郑佑之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

18.2月，宜宾党组织决定由郑佑之、尹绍洲、李筱文等组织“丙寅俱乐部”（1926年为丙寅年），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19.她在姐夫共产党员郑佑之的帮助下，从一个“大家闺秀”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坚定不移地追求革命真理；

20.1923年，一曼在团组织和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由郑佑之和何珌辉用通信方式介绍，经成都地方团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21.1925年6月，尹绍洲发动宜宾各界人士组成叙府“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被推选为总务主任，即与刘愿庵、郑佑之等在将军街开设“通俗讲演所”，宣传革命理论。

第一条，“次年1月”，哪一年的次年，时间不准确；第二条“受共产党员郑佑之的影响，追求革命”，缺主语，谁受共产党员郑佑之的影响，追求革命？第六条，“民国19年，李又被调去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合川兵暴”，李是谁，指代不明……

这些句子是由不同的人写上去的，错误较多。一是逻辑顺序混乱，时间先后倒错；二是资料来源不同，前后出现了矛盾；三是碎片式呈现，零散，不系统。在此，我准备用我的方式造出新的句子，分别是：“郑佑之是个英雄”“郑佑之的寻寻觅觅”“郑佑之以教育救国”“郑佑之像一盏马灯，照亮了青年前行的路”“郑佑之的农村战略思想”“‘川南农王’郑佑之”“郑佑之在合川的日子”“郑佑之是‘卡尔·马克思’”“‘用郑佑之造句’例句释疑”。

郑佑之是个英雄

圆坝坡，蛇闲嘴，长田碥，黑林坳

几冲几岔，亘古不变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王国治，诗经上掉下来的地名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五行有声

距化匠嘴三里，离伯阳嘴十里

只是晚出生几十年。这里

少了几个英雄

几年前，我写了一首小诗，诗名叫《老家王国治》。新诗的写法有个要求，不能作注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怎样理解都行，读得懂很好，读不懂更好，要的就是那份高深莫测。

当然，如今在散文中引用，该解释的必须作出解释，以飨读者。

注释1：王国治：古罗、观音一带有些名字，比如邱郭滨、王马军、陈九石，乍听起来像人名，其实还真不是，就是地名。最费解的数王国治，姓王名国治，这总该是人名了吧？不信还好，信了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是我的老家，地名——王国治。50多年了，我一直没想通，前几天，宜宾民俗专家郑启友给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解释。这个说法我服气，大气又响亮。

注释2：化匠嘴：我手里有一本《宜宾县地名录》，翻遍了也找不到“化匠嘴”词条。因为化匠嘴是一座庄园，是郑佑之的老家，一些研究党史的人士在史实资料的搜集整理中就会常常涉及到这三个字，有的写成“画匠嘴”，有的写成“化象嘴”。小学一年级我就是在这个大院子里读的，我们当地人一直都写成化匠嘴。

注释3：伯阳嘴：小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地名，柏杨嘴，上柏杨、中柏杨、下柏杨，长着白杨树的三个山嘴。长大了，听曾经住在这里的李姓的后人说，他们是老子的后代，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准确叫法为伯阳嘴。这里是赵一曼（本名李坤泰）的老家。

英雄郑佑之、英雄赵一曼，生活、学习、工作、战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兄弟几个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那个年代的男生特别崇拜英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所以，在诗中，我写到：“王国治/距化匠嘴三里，离伯阳嘴十里/只是晚出生几十年/这里，少了几个英雄”。

郑佑之简介

郑佑之（1891-1931），号自申，化名张裕如、张荣山、余善辉，笔名尤痴。四川省宜宾县古罗场人。革命烈士。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杰出的共产党员，优秀革命活动家；川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开拓者，领导川南农民运动，影响甚广，人称“川南农王”。曾担任中共宜宾特支书记、宜宾县委书记，被选为中共四川省委、省行委委员。1929年7月调重庆，先后任中共川东特委、合川中心县委、江巴中心县委的领导工作。1931年12月30日，在重庆被捕遇害，时年40岁。

——“360搜索”郑佑之词条

郑佑之的寻寻觅觅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古罗社区同力村化匠嘴，有一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郑佑之烈士故居。虽为“文保”单位，已是破败不堪，屋宇坍塌，墙基毁损，满目疮痍，一点也看不出当年的威仪（现在正在部分修复）。

昔日的化匠嘴，“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厅堂戏院，一应俱全。有各种房舍122间，天井、院坝、水池、花园11处。大朝门上悬挂一块黑漆大匾，上书‘七松世第’4个斗大的金字，象征着主人的身份”。

“七松世第”啥意思？这个词组要分开来解释。先说“七松”：郑熏，字子溥，唐朝人，翰林学士，能诗善文。历任户部员外郎、工礼吏三部侍郎、中书舍人等职。性廉正，将吏不喜，共谋逐之。遂奔之扬州，乐得清闲，自号“七松处士”。《全宋诗》卷410云：“逐出堪羞子溥，归来可重渊明。试问七松处士，何如五柳先生。”如果要对对联，“子溥”和“渊明”“七松处士”与“五柳先生”，绝对是工对。引用得妙！郑熏姓郑，这家主人也姓郑。再说“世第”：第是官邸、大的住宅的意思，世第相当于世家，即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七松世第”，为官，世代显赫，归隐，乐享田园。何等人家！

1891年3月13日，郑佑之就出生在这里。

郑佑之自幼聪慧，4岁时已能背颂古诗词100余首；5岁问得出“为什么人会有穷有富”的问题；延师学习3年，不仅能写出好文章，还能写诗、填词、联对。他最爱听老师讲历史上那些打富济贫、改朝换代的豪侠故事，心中崇拜精忠报国的岳飞和水泊梁山的好汉。

1907年，郑佑之以优异成绩考入宜宾县立中区高级小学（该校的前身为翠屏书院）。这所学校的教员大多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和具有新知识的名儒。教郑佑之国文的赵秋潭老先生，在一次作文课中以《论才》为题，要学生们即席作文。郑佑之思考片刻，很快将作文写成。他在这篇文章里痛击时弊，给“才”以新的解释。说一个学者光精通之乎者也、八股文章，不能算是有真才实学，只有那些致力铲除弊政，能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人，才配称有才。赵秋潭老先生将郑佑之这篇文章选作范文，在学生中广为传播，称郑佑之“少年有志，是乃奇才”。

郑佑之因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提前升入叙州联合县立中学。这时，正值同盟会员江子能等人在宜宾青年学生中组织同盟会，宣传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郑佑之欣然接受，秘密参加反清活动。

1910年1月，同盟会员熊克武到宜宾组织力量，准备武装起义。郑佑之同革命师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以实际行动予以坚决支持。

1911年5月，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将修路权出卖给外国银行团，激怒了数省的民众，反清浪潮波及全国。四川人民首举反清大旗，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保路运动。“叙联中”全校师生在同盟会员的领导下，纷纷集会，散发传单，组织声援，成立起义军。一时间，沉寂的宜宾掀起了一股有如狂涛骇浪的反清热潮。郑佑之为燃烧起来的革命怒火所吸引，立即离开学校加入革命行列。他参加叙州同志军，同嘉定、夹江等地同志军一道会师犍为，打败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来镇压的清军。

1911年9月25日，革命党人吴玉章等在荣县宣布独立。郑佑之迅速响应，在毗邻荣县的白花、观音、古罗、合什一带奔走呼号，组织同志会，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创建民国而忙碌奔波。

中华民国成立后，郑佑之原以为从此进入太平世界，人们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可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国家大权仍然掌握在军阀、官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国内政治并无多大变化。一些有治国才能的人横遭迫害，连孙中山也被顽固派、立宪派挟持，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大权旁落。

带着迷茫，1914年2月，郑佑之辍学回到化匠嘴。

在家期间，郑佑之并没有“闲着也是闲着”，而是潜心攻读，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常借散文、诗歌、对联等文学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以表达拳拳爱国之心。早在1904年，瓜分中国的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战胜沙俄，侵入中国东北和朝鲜，中国蒙受了极大耻辱。1914年8月1日，郑佑之以《黑龙江》为题写道：“黑龙江，东三省之一，而满州之旧也。日俄之战为韩，实为满也。外人因云：日俄之争满州，譬如两牡之争一牝，日胜则牝属日，俄胜则牝归俄。呜呼，堂堂大国之黑龙江，固外人之所牝也耶！吾因以名，吾之牝犬。”同年，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郑佑之挥毫写下了一副充满爱国激情的对联：“欧洲豆剖方殷，问谁守得平和固；蓄意瓜分已久，在我须防武力来。”仅1914年的2月至5月期间，郑佑之就以当时社会事物为题材，写了各种诗词152首，对联65副，充分表达了“诗言志”的意向，道出了时代的心声。

在家期间，郑佑之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劳苦大众，了解大家的疾苦，扶弱抑强。古罗场贫农谢大兴，被诬为盗，关进了监狱。郑佑之见义勇为，挺身相助，亲自为其写诉状，帮助打赢官司。谢大兴很快获释。古罗场的父老乡亲，对郑佑之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的行为，十分钦佩。此后穷人遇有不平之事，都爱找郑佑之求助。

1915年12月，袁世凯窃国称帝。郑佑之坐不住了，毅然离开化匠嘴，投笔从戎，邀约一批同窗好友参加吕超受孙中山委任而组建的中华革命军，配合蔡锷的护国军在宜宾同袁军激战。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郑佑之又告别军营，解甲归田。

郑佑之是一只雄鹰，蛰伏在化匠嘴的日子，他在思考、在学习、在磨砺、在积淀、在蓄积力量，同时也是在等待，等待一个一飞冲天的日子。

郑佑之以教育救国

宅在家乡的这段时间里，郑佑之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

那是1918年的春节期间，他的妻子李坤俞在五宝镇病故。一年过去了，那天是妻子的忌日，郑佑之按照乡俗，携带祭品前往坟前祭扫。他在焚化冥包的封面上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有生谁不死，死去究何如？太息光阴速，居何岁已除！当时情宛在，视我异前无？致祭无他物，题诗当束刍。更誊前旧稿，包面不令蜍。岂为眷无子，亲封当赤符。土中人觉否？不尽数行书。”随后，他遵照妻子遗言，娶其五妹李坤舆为继室。

在郑佑之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思，就是创办学校。通过办学培养更多的人才、培养优秀人才，奉献国家，改造社会，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办完家里的这些事情以后，他踏上了征程。

有学堂以育经商之才，然后吾族可以商业雄于世；有学堂以育工作之才，然后吾族可以工业雄于世；有学堂以育农务之才，然后吾族可以农业雄于世；有学堂以育种种特异之才，然后吾族可以养成民国完全共和政治之能力而达到利国福民的目的……愿吾族联宗会从此创办各种实业学堂，发我国国有无尽之富源，以富我民，以挽弱为强，以雄飞世界。

——摘自《宜宾县党史人物传（一）》，主编田若川，2004年5月第一版

这是郑佑之在柳嘉乡郑氏联宗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热情洋溢，激情澎湃。

这段话怎么会那么熟悉？乍一读起来就会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如果我们把郑佑之讲话文稿中的“吾族”二字换成“我国”，读一读，会是多么干脆、响亮的句子，一下子，这段话的意思升华了，已不再是柳嘉一乡开办学堂，培育人才，振兴一个家族那么简单，目标指向国人、民众、四万万同胞，这正是郑佑之的初心。一番讲话，是他教育救国的宣言书。

郑佑之以郑氏联宗会为依托，经过一番准备，在柳嘉乡召开了连峰八场代表会议，讨论创办一所完全新式的初高两级小学。会议拟定了章程，推举郑佑之出任校长，校址暂借已经停办的原柳嘉小学，经费由各场筹集交柳场团正刘洛成代管。

1919年元宵刚过，郑佑之挑着沉甸甸的行李提前来到柳嘉。他按最新要求，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表，订立校规，安排师生宿舍和各班教室、办公室。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柳嘉小学开学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郑佑之深受影响。他在柳嘉小学里，废弃了旧的教育制度，设置崭新课程。在教学中以爱国思想为主题，灌输新思想，实行科学、文化、时事并重。规定教师、学生在授课、作文、演讲、写信时一律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他常选报刊上的进步文章作教材。教学内容丰富，师生关系融洽，学生思想活跃。附近各场学生纷纷转来这里读书，学生人数迅速增加。郑佑之连同学校的名声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宜宾每一个学校。当地父老乡绅送了一块题有“兴乡树人”的金字大匾，悬挂在学校的大门上，以表其功德。

这时，原来支持办学并想从中捞点油水的刘洛成见郑佑之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对他未献半点殷勤，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他把曾在柳嘉主持教育的学霸蔡京华找来，如此这般地密谋了一番，准备以收回学校校址为借口撵走郑佑之。郑佑之随即作出反应，召集八场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开初大家都支持郑佑之，认为柳场团正要收回所借校舍，不尽情理，最后，刘洛成亲自出马，提出如不归还学校，他就停拨经费，要把各场筹集交他统管的钱拿去另修学校。各场代表知道刘洛成是个恶霸，掌握着团防的枪杆子，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他的淫威下，不再发表明确意见。郑佑之并未就此让步，他亲赴县城向劝学所所长赵舜臣讲明柳嘉小学发生纠纷的原委，得到赵的支持。劝学所立即派视学到柳场召集各场士绅会议，讨论决定将柳场天上宫庙宇提作两级小学的校舍，并立即筹款培修。在新校址未修好前，所借校舍暂不归还。同时还批准了郑佑之提出的学校经费独立的意见，各场筹集之款，直接拨给学校，不再交柳场团正代管。这次斗争，郑佑之取得胜利。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刘洛成自知郑佑之有县里劝学所的支持，自己已是胳膊拗不过大腿，便改变了主意。他利用学校学生人数增加，需增聘教员的机会，把自己的亲信团防师爷彭铁侠硬塞进学校当教师。

彭铁侠是柳场的一条恶棍。他凭借刘、蔡二人的势力，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经常缺课，全校师生对他的意见很大。郑佑之秉公处理，通过学校总务室，按他实际上课的时间计发薪金。彭铁侠恼羞成怒，暗中制造乱子，阴谋煽动学潮，然后再捏词诬告，企图搞垮郑佑之。郑佑之深得全校师生信赖，学潮发动不起来。后经劝学所派人调查，发现彭铁侠指控郑佑之的过错纯属子虚乌有，随即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布了事实真相。当众撤销了彭铁侠的教员职务。柳嘉小学风波再度平息。

1922年初春，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郑佑之的继室李坤舆竟在临盆时难产身亡。他再次沉浸在丧弦后的悲痛之中，毅然辞去柳嘉小学校长职务。他离开柳场时，在黄狮桥头的石碑上写下了“平平坦坦无阶级，迂迂腐腐莫题桥”这样一则略带些许酸楚、无奈又极富哲理的题词。

1999年至2001年，我曾经在柳嘉工作近三年的时间。听到的关于郑佑之离开柳嘉小学一事，在民间已传为一桩公案。说是被一个姓张的恶霸撵走的。而今看来，那恶霸不姓张，一个姓刘，一个姓蔡。也不是被撵走，而是因丧妻之痛而毅然辞职。以前都是讹传，现在有党史资料为证，一正视听。

过了不久，郑佑之老友、合什场宣化小学校长杨华衮特地赶到化匠嘴家中看望他，同时邀请他去宣化小学任教。在胞弟郑瑞符和友人的撮合下，郑佑之接受了邀请，前往该校担任国文兼历史教员。

郑佑之到了宣化小学后，除潜心教学、遍访良校、函购教材和讲义等用以提高所教学科的教学质量外，他更加留心政治，坚持不懈地阅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并同恽代英、肖楚女等人取得联系，同他们书信往来，交流思想，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讨论改造社会方面的诸多问题。这时，郑佑之的思想已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开始在亲友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号召群众起来“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停团办学”的主张，建议将省下来的大量团防经费用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举办“国民班、工读班”，还专门制定了校门向平民开放的具体方案。他的主张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县知事罗正冠亲临宣化小学向师生们发表演讲，指责郑佑之的想法脱离实际，超出了教学范围。郑佑之据理辩争，随即将县知事的讲话全文抄录，并撰写批判文章和《裁兵论》寄送报社和友人，他的行动得到革命者的支持。

这年暑假，郑佑之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借赴宜宾开会的机会，应邀去泸州面见恽代英。

郑佑之同恽代英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十分谈得来，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两天。他们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教育到政治，从地方到全国，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到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艰巨任务，无所不包。这次与恽代英会面，使郑佑之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郑佑之在泸州经恽代英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相逢总是短暂的，两人依依惜别。郑佑之离开泸州前，恽代英握着他的手说：“以后中央随时有通告和文件寄来，指导你的工作。目前宜宾还没有别的党员，还没有条件成立党的地方委员会，你可先帮助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也可先组织一些群众性的社会团体，提高群众觉悟，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等条件成熟时再从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郑佑之回到家乡，根据恽代英的指示和上级党组织的要求，一边继续教学，一边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教师、学生和平民乡绅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郑佑之立即响应，将古罗场普岗寺改建为平民学校。他倡议将40石地租的庙产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开支。倡议得到族人和大佛会众的支持。6月，宜宾县教育局批准了建校报告。年底，平民学校建成，次年2月24日正式开学。招收附近各场学生90多人。郑佑之免费为学校任教，并向学校捐赠了大量教具和用具。他通过组织先后介绍了泸州自强学校教员李德愚，资中小学教员刘谋成以及安岳县的教员龚言修等一批思想进步、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到校任教。

为了及时得到中央指示，郑佑之按照规定在普岗寺平民学校内设立了邮件投递站（这是党在宜宾的第一个通信处），使来自上海党团中央及全国各地的文件、书信、报刊都能及时送到郑佑之和全校师生手里。

郑佑之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中年龄较大的石兆祥、郑宏度、龚缉熙等人同他一道以家访形式与学生家长促膝谈心，搞社会调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他还利用平民学校这块阵地，印发传单，发表演说，组织学生游行宣传，揭露军阀勾结地方恶势力残酷压榨百姓的种种罪行。

当他们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古罗二团团正魏琼卿向农民勒派捐税和印花税的情况时，郑佑之以教学生写作文的方式，布置高年级学生写《魏琼卿剥削农民血汗的事实》。他亲自挑选写得好的文章，修改后寄到肖楚女主办的《新蜀报》上发表，公开揭露魏琼卿的罪行，发动农民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

在那些执掌地方乡政大权的老爷们看来，郑佑之根本不是在办学校，而是通过办学校这种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造反。他们凑在一起收集郑佑之的材料，秘密向县团练局长雷东垣报告，说郑佑之公开在学校宣传共产，图谋不轨。这年冬天，古罗场一团团正李少白带领团丁捣毁了普岗寺平民学校，欲逮捕郑佑之。

1924年12月7日，郑佑之从荣县动身赶往成都，向团成都地委及有关方面报告情况。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团成都地委的支持下，在国共开始密切合作并准备北伐的大好形势下，郑佑之同地方恶势力的斗争取得胜利，并奉命回普岗寺重办平民学校。经过一番筹备，重办的普岗寺平民学校于1925年2月22日正式开校。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和乡绅们的觉悟，郑佑之以普岗寺平民学校师生为骨干，串联古罗场1团12甲绅民、各派代表组成清算团参加清算李少白所收烟苗捐、租捐、公债、典当捐、罚款等。

1925年阴历闰4月13日，古罗逢场。郑佑之约集李少白管辖下的12甲绅民同普岗寺高年级学生，在场上一家大茶馆里“邀茶”集会，当场查明仅当年由李少白派收的3000元借垫款，上交数不足1000元，余款均被他揣进了腰包。在证据确凿面前，郑佑之当众斥责李少白。李少白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反骂郑佑之“聚众闹事”，喝令团丁把郑佑之绑起来。

在场群众愤怒已极，高呼：“取消李少白，另举团正！”李少白更加恼怒，拔出手枪，欲杀郑佑之。郑佑之在众多绅民的保护下，得以脱险，当日直奔宜宾县城，将李少白的罪行写成《快邮代电》，印发给全川的各级驻军，各机关法团、学校，各旅外同乡同学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1925年5月，鉴于郑佑之在教育和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被推举为宜宾县教育局视学。

一天，郑佑之向局长韩坤泉建议，由县教育局直接创办简易师范学校，用以培训师资，扩大教师队伍。韩坤泉听了郑佑之的陈述后说：“办简师校培训教师当然好。不过，也不那么容易，校址问题、经费问题、教习问题，样样都很棘手。再说光凭我们这几个人也忙不过来。”

“困难和问题是有的，但是，可以解决。校长由局长您兼任，我毛遂自荐承担全部教务工作，再聘几个热心教育的人士帮助教学。课程安排紧一点，培训时间短一点，每期只办3个月。学生人数每期招几十就行了，校址设在原劝学所内，我们这些人都可以担任教习。”郑佑之像梳辫子一样，把办学的问题讲得有条有理。

韩坤泉采纳了郑佑之的意见，决定立即筹办，并委托郑佑之全权负责。于是，郑佑之安排了几名党团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师，还聘请了部分兼课教员。　　　

随后，郑佑之又亲自写信给自己所了解的人，动员他们前来报考。他亲自从全县的考生中选录了60多人作为简师校的第一批学员。1925年10月，简易师范正式开学了。三个月后，这批学员，由郑佑之直接分配到全县各地去创办小学或充实小学的教习队伍。

同年秋，郑佑之还在宜宾城区韭菜园创办了由县教育局直接掌握的五育小学，并向县教育局推荐肖简青出任白花场小学校长，推荐李家勋在双石八弓丘创办公民常识学校。

郑佑之像一盏马灯，照亮了青年前行的路

“……你可先帮助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也可先组织一些群众性的社会团体，提高群众觉悟，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团的组织，等条件成熟时再从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从泸州回来以后，郑佑之心中一直记着恽代英的这些话语。组织群众性的社会团体，提高群众觉悟，发展团员，培养青年，成了郑佑之的核心工作之一。

对青年的关心、帮助、引领、指导、教育，我归纳了一下郑佑之的工作方法，主要为：学习引领；投身革命；重点培养。

郑佑之首先在宜宾、荣县乡间的教师、学生、青年、妇女、农民中组织了多个自治会、图书共阅社和青年读书会，还以图书共阅社的名义索赠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工人周刊》以及《觉悟》《中国青年》《民治报》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他认真负责地指导大家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阅读革命报刊的方式，启发民众觉悟，物色对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

1923年开始，郑佑之首先将具备条件的李坤泰（郑佑之妻子李坤俞的幺妹，后来参加东北“抗联”化名赵一曼）、李绍唐（郑佑之妻子李坤俞的幺弟）发展为团员。次年，又在附近各场发展了李坤杰（郑佑之妻子李坤俞的二妹）、李坤能（郑佑之妻子李坤俞的四妹）、肖简青（郑佑之妻子李坤俞二妹李坤杰的丈夫）、谢耿藩、雷本涵等一批人入团。

1925年2月21日，宜宾第一个团支部在普岗寺成立。对于当地青年，这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大事件，入团，是青年先进与否的一个标尺，从此，先进青年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先进青年有了一个追求进步的摇篮，先进青年的心灵有了一个可以归属的港湾。

普岗寺团支部成立以后，郑佑之又将李坤泰、李坤杰的名字报去成都团地委，请求委托她们在白花场成立团支部。在郑佑之的具体帮助下，同年5月白花场团支部成立，有同志10余人。

1925年4月，在党的领导和白花场团支部的组织下，白花场召开了妇女同盟会成立大会，李坤杰被选为会长，李坤泰任文书。郑佑之亲自帮助草拟印制《妇女解放同盟会章程》。同年10月，妇女解放同盟会在白花场禹王宫召开全体同盟会员大会时，会员已发展到180多人，附近各场还纷纷要求设立分会。次年，妇女解放同盟会开展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发表了《宣言——宜宾县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为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告女界同胞》书，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春，以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名义，李坤杰捐出家中积蓄，在白花场禹王宫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并亲自出任校长，聘请王西垣等进步青年任教师，郑佑之代表党组织还从城里派邓泽萍、郑克君2人到这个学校任教师并开展妇女工作和学生运动。

——“360搜索”李坤杰词条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郑佑之同尹绍洲、刘愿庵等宜宾有声望的爱国人士，组织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将《平民周刊》改为《平民三日刊》，以此“宣传沪案消息及发表关于沪的言论”。郑佑之又利用自己是视学的有利条件，将大批党团员安排在教育战线上，创办了《教育旬刊》《工农周刊》《宜宾国民》。由此，宜宾的学生、青年、妇女、店员工会等的反帝爱国运动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起来。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需要有坚强的组织领导。这时，在宜宾成立团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郑佑之请前往成都负责整团的车甫同志转呈中央，请求在宜宾成立“分校”。负责团中央工作的恽代英随即派宜宾籍的尹伯民、郑则龙回宜协助建团。9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宜宾地方团成立（此时已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尹伯民任书记，直属团中央领导。由于宜宾这时尚无党的地方组织，仍由郑佑之负责指导。

这个时期，全国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共实现合作。郑佑之根据中央指示，同重庆杨闇公、吴玉章领导的莲花池省党部配合，在宜宾成立了国民党宜宾县党部。

1926年1月30日，郑佑之根据“中央第121号通告”精神，在宜宾召开党团员会议，决定党团分开，正式成立“P分校”（中共宜宾特支），郑佑之任书记。其时，重庆地委、四川省委均为建立，宜宾特支由中央直接领导。从此，郑佑之领导着宜宾（包括庆符、高、珙、筠连、长宁、兴文“南六县”）、荣县等地党团组织和国民党的发展工作。郑佑之帮助改组国民党县党部，自己垫经费召开会议，在宜宾县的东、西、北三路发展国民党员，成立国民党的区党部和区分部。指派李竹君、郑宏度、石兆祥3名中共党员前往广州参加由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全川农运培训骨干。这三名学员毕业返川，除石兆祥由杨闇公派去成都协助刘愿庵在邛（崃）、大（邑）、蒲（江）一带搞农运外，其余二人均回宜宾参加领导农运、工运和学生运动。

1925年至1926年期间，郑佑之领导了宜宾学生、店员、市民进行声势浩大的三次对帝国主义“仇货”“仇油”的斗争，他亲自起草宣言，通电全国，震惊全川。

1925年冬，英国商船“老蜀通号”满载洋货驶达宜宾，郑佑之同郑则龙、刘愿庵等党团员约集外交后援会、学生联合会数十人到江边巡守，向群众进行抵制洋货的宣传，并用石块、瓦片等阻止商船靠岸。宜宾驻军派兵前往江岸弹压，刘愿庵率领部分群众前往唐因旅长官邸与之争辩，唐自知理屈，于是将子弹、钢条起卸后，其余货物任由群众抵制。

1926年4月11日，英轮“川东号”“川西号”又装洋油到宜宾。郑佑之以国民党县党部、学生会、外交后援会的名义向市民进行宣传，组织学生、群众到江边守候，不准洋油起岸。12日英商贿买驻军用刺刀冲开群众，强行起运洋油。愤怒的群众立即结队游行到费东屏师部请愿，各校学生会宣布罢课，沿街讲演，各社会团体纷纷向全国发出通电、宣言，呼吁各地支援。16日，全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而后，各团体派出代表与驻军谈判，达成“贱价拍卖洋油，并提取一成归公，以后永远不许洋油起岸”的协议。

6月10日，英轮“川北号”再次满载洋油抵宜。郑佑之等领导人又以各社会团体的名义，组织了比前两次更加猛烈的行动，同军警进行激烈地斗争。城防司令辜勉之以通知各团体代表开会设下骗局，扣压了尹绍洲、邓国梁、李汉儒、张济民等各界代表和师生14人。于是导致全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各团体直接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罪魁祸首。经过20多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四川军阀撤换了辜勉之的城防司令职务，释放了被捕的14位爱国志士，斗争再获胜利。

经过一次次实践锻炼和战斗洗礼，大家的政治思想、阶级觉悟、革命斗争经验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一大批青年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在这次反“仇货”“仇油”斗争中表现异常突出的刘愿庵，被派往成都组织全川青年大联合等重要活动，后来，他成为了四川省委卓越的领导人。

……

郑佑之对青年的培养，最具典型性的是李坤泰。

李坤泰简介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徐家乡（今翠屏区白花镇黎明社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被捕就义。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360搜索”赵一曼词条

李坤泰是郑佑之的小姨子。郑佑之出生于1891年，李坤泰出生于1905年，年龄相差14岁。可以推算，郑佑之与大姐李坤俞结婚时，李坤泰应该6岁左右。从那时起，李坤泰8岁读私塾；13岁时，父亲李鸿绪去世，由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不让她继续读书；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宜宾“特支”成立，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一直到1926年10月，李坤泰考进武汉黄埔军校，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离开宜宾，郑佑之精心培养、细心指导，见证了李坤泰十几年间不断地学习与进步，从一个小姑娘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全过程。

1921年冬，郑佑之在家乡青年中宣传列宁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在12月11日给李坤泰的信中说：“你看四年前受众人咒骂的列宁，而今全世界十多万万受压迫的人，与那些有良心的资本家、学者，哪一个不说他是改造世界的救星！”“要自己救自己，各人的事业各人去做，怕什么艰难，怕什么压迫，尽管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

1922年11月25日，郑佑之给李坤泰送书时附信说：“今带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女子参政之研究》一份，《精神讲话》一份，这三种书可以随便看。《两个工人谈话》一本，这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你要留心，并不是完全都对。”“《共产党宣言》是人人都看得的，但是未见得人人都看得懂。若是看不懂，歇几天又看，将来终究会懂的。”之后，郑佑之针对李坤泰受封建家庭的压迫，不能出外求学的事实，写信告诉她说：“你受这些苦，是哪个害你的。不是你哥哥，不是你妈，是社会重男轻女的恶习惯把你害了。不仅害你，天下古今，害死多少女子。你说这个恶习惯该不该打破他（它），这个恶社会，该不该改造他（它）。”

1923年12月，郑佑之把李坤泰介绍给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的邓颖超和天津《女星》社的李峙山，郑佑之还帮助李坤泰修改文章寄给天津、上海等地争取妇女平等的进步报刊发表。

1924年6月，李坤泰以《请看我的家庭》为题，写的一篇自述体纪实文章，经郑佑之推荐寄给天津《女星》杂志和上海《妇女周报》。8月，《妇女周报》和《女星》分别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和《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刊登出来。《女星》在发表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李峙山署名的按语，希望读者帮助李坤泰早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以后，全国各地读者纷纷给李坤泰写信，支持李坤泰同封建家庭作斗争。

郑佑之的农村战略思想

“天下未乱蜀先乱”。历史上如此，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地民众举行庆祝集会时遭到英国军舰开炮轰击，打死打伤2000余人。消息传到重庆，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通远门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当日上午11点，大会正要宣布开始，预先化装混杂在人群中的刘湘21军所属3师王陵基部和7师蓝文彬部士兵，以及巴县团阀中文英、曹燮阳所属民团团丁，开枪挥刀舞棍进行血腥大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左右，打死137人，伤千余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国民党左派漆南熏，国民党左派将领陈达三当场牺牲。这就是“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被捕杀害，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及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

“三·三一”惨案才过去13天，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失踪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此次政变还发生了连锁反应。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分裂，大革命失败。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在此大背景下，地处川南的宜宾，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当地党团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川南中山学校和相关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被驻军捣毁，一些革命党人被捕，一批党的领导干部不得不被迫离开宜宾。

白花场的土豪劣绅、团防等趁机兴风作浪，联合起来将党在这里的重要据点白花中山分校捣毁，抓捕并关押了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共产党员肖简青。郑佑之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打铁乡（今翠屏区双谊乡新政社区），找该乡团防队长刘荡之（共产党员）商讨对策，刘荡之利用团防之间的关系，与白花场团防交涉，将肖简青成功解救。郑佑之考虑到肖简青已不能再在宜宾工作，将他（化名兰丕成）与其妻子李坤杰一道转调自贡，到自贡去搞农运和工运。

面对残酷而严峻的现实，郑佑之审时度势，在永兴场召开紧急会议，调整工作部署，及时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农村。当时，宜宾部分党的领导人提出意见，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同敌人斗争，他们要求郑佑之返回城里工作。郑佑之坚决反对他们的主张，同郑则龙、熊吉安等人发生分歧。

由于城区党组织受破坏，有一段时间与上级失去联系。省临委曾派何若嘘来宜清理组织，成立县委，但未建立起来，何于1928年1月离开宜宾。同月26日临时省委来信，指定郑佑之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

——摘自《郑佑之文稿》，主编胡登元，1997年3月重庆出版社

临时省委的这一任命，是组织对郑佑之的高度信任，也是对郑佑之“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农村”去的坚定主持。

郑佑之的思路是清晰的。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日或几日之内，革命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大革命以来的成果消失殆尽。这是非常实际的例子，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其实，稍作分析，便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众多的军警、特务、帮会、流氓等势力聚集在城市，他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没有留下足够的供革命力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就宜宾城区而言，国民党反动派也是严防死守，较短时间内，党的各级组织难于恢复，组织开展对敌斗争，更是困难重重。而农村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的统治也相对松懈，并且，党在大革命时期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些有利因素，可以使得革命力量能够在敌人统治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壮大起来。

郑佑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1927年春，“三·三一”惨案和“四·一二”政变的烟云还没有消散，郑佑之就在宜宾南岸的七星山上主持召开了宜宾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亲自为大会草拟宣言、决议和章程，连农会公章的式样都是由他设计刻印的。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郑佑之领导全县农民健全巩固农会组织，组织农民武装，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他还亲自领导宜宾、荣县农民武装，举行多次反抗驻军勒派捐款、镇压爱国运动的斗争。

……

1929年7月，根据党的需要，郑佑之被调往重庆。据胡登元《宜宾县党史人物传》之郑佑之烈士记：“郑佑之在重庆工作其间，正是党反‘左’倾错误极盛时期。那时党一再强调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搞工人运动。把大批党员骨干调去大城市，用集会、飞行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这些形式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攻占敌人中心城市，夺取政权。郑佑之对党在城市的这种工作方法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曾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的建议，并以切身体验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党的组织累遭破坏，党的领导人一个个被捕杀害，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组织，一下子就给破坏了。反之，敌人在农村的力量比较薄弱，只要我们把农民发动起来，就有和敌人较量的广阔空间，即使偶遭破坏，比起城市来说，损失也小得多。’因此，他极不赞成在大城市执行那种同敌人拼消耗的蛮干作风。他指出同敌人斗智斗勇的前提应是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只有自己的力量强大了，才能消灭敌人。他说川南一带是多山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自己完全愿意去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

郑佑之对自己到农村去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想法和主张一直念念不忘，遗憾的是，他的正确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给他扣上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右倾思想、农民意识、逃跑主义等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川南农王”郑佑之

郑佑之出生在地主家庭，虽然是个少爷，但从小有个秉性，喜欢和长工、佃户家的小伙伴玩在一起。他同农民长期接触，对农民的疾苦体验最深，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以普岗寺平民学校为据点，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一面教给农民文化科学知识，一面向农民灌输改造社会的革命道理，发动农民起来同欺压他们的行为作斗争。1924年，他就在古罗组织了4个农民协会，经常把农民召集到普岗寺开会。同时他还在五保镇组织农协小组，并在农协骨干中挑选了一批胆大明理、能言善辩的人组成“战干帮”，帮助农民讲理、打官司，为群众争利益。

1926年，郑佑之以中共特支书记、国民党县党部领导成员、教育局视学的三重身份巡视农村，深入农户调查，了解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他选派人员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训练回来以后，于同年冬在川南中山学校内举办了宜宾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还动员宜宾城里的学生利用假期下乡旅行，与农民交朋友。从3月开始，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又在宜宾各乡镇建立了农会组织数十个。还在北路建立了有80多名农民参加的武装队伍。

1928年2月，郑佑之被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指定为叙府党代表参加在重庆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省委决定郑佑之仍回川南负责党的工作，兼任宜宾县委书记。

同年3月，中共川南特委成立后，郑佑之以省委委员、川南特委委员的名义，领导自贡、宜宾、泸州一带党的工作。他以宜宾为重点，继续扎根大塔、仙马一带的越溪河山区，在宜宾北路及荣（县）、威（远）等地组建了大规模农民武装。在他的主持下，宜宾县委根据《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和《川南暴动计划》的要求，作出实施“宜宾暴动”的部署。拟定于5月在大塔和双石铺同时举行武装暴动，揭开以宜宾为中心区域首先暴动的序幕，实行武装割据，以推动全川总暴动的高潮。

为增强农民协会的自卫能力，郑佑之布置以农会武装骨干为主，建立了CP（“共产党”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除暴团，交由县委军支负责人江绍辅领导，用以专门对付反对农民协会的敌人。

2月28日，江绍辅带领除暴团成员秘密潜入大塔，将公开扬言“要屠杀一大堆共产党员”的大塔乡团正眭少林枪杀于烟馆内。

处决眭少林后，大塔农民举行暴动的情绪高涨。郑佑之又往返于各地，秘密地建立组织，布置任务，建立了从宗场到沙沟乡的3支游击队，增加了骨干武装800多人。为了执行上级决定，宜宾县委提出以白花、双石铺一带农民抗捐斗争为理由，集中农民武装2000余人，包围前往白花场督收捐税的县知事。同时城区党团组织也密切配合，鼓动全县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税、抗捐斗争。

这时，反动的敌人也在密切注视着宜宾的动向。他们调兵遣将，联络各县准备实行大清乡。同时在城区派出谍查队员实行秘密侦察。3月中旬，中共宜宾县委委员李筱文、李家勋不幸相继被捕遇害。

李家勋遇难后，双石铺农民武装2000多人，自动集合起来提前暴动，并派人往大塔联系。由于时间仓促，大塔未来得及行动。宜宾同自贡军警联合派兵清剿，对双石铺农民武装进行两面夹击，农民武装很快被镇压下去。反动当局大肆搜捕党团员和农会领导，被捕监禁10人，伤100余人。农民武装负责人兰致和等被斩首。为了保存力量，郑佑之果断决定停止武装暴动，并将党团县委机关从城区迁到大塔乡荆竹坝。立即改组县委，将一批有经验的干部调来大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赤卫军，重新以大塔为中心，准备新的暴动。

在此期间，为了进一步唤醒民众，郑佑之又创办了《夜光新闻》，他亲自题写创刊词，以新的形式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发动农民。

不久，郑佑之奉命到泸州，驻守川南特委机关，兼任组织部长，代理特委书记。他根据当前形势，把力量作了调整。把李坤杰、郑蜀雄等从自贡调泸州，把郑宏度调去富顺三多寨，把郑大安、胡益周等调荣县，分配刘力生去内江会同在观音滩的谢骥才和白鹤乡的傅阳（又名傅日宾）组建内江临时县委。

1928年10月，郑佑之根据川南特委会议精神，赶回大塔，在荆竹坝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了当前形势和武装暴动、整顿党团组织、充实和加强县委秘密机关、重建城区交通联络站等决议。

为了镇慑敌人，壮大农民协会的声威，郑佑之布置了扫除障碍，搬掉阻碍农会的绊脚石。1929年1月17日，郑佑之派江绍辅率领20多名除暴团队员前往徐家乡，将四分团团正赵启文枪杀于观音坳。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扑灭农民暴动的火焰，又派清乡大队的凌勇成、张显光、汪朝建等分别率部进行清剿。时任刘文彩国民革命军农村警卫队宜宾县第三路督队长、第五区区团总、川南护商总处护商大队第四中队长等职的李国卿，与江绍辅有“金兰结义”之交。为了稳定地方，他向刘文彩提出“改剿为抚”的建议，用以对付共产党，并自愿从中撮合。于是县长沈眉荪根据李国卿的建议，正式向刘呈述：“适赤焰嚣张，秩序混乱，共党郑佑之、江绍辅在北区一带颇具势力，而江绍辅尚有向善之意。乃商承刘司令设法招抚，以靖地方。”郑佑之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亲自召开县委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派江绍辅、叶甸夫带领一支农民队伍于4月18日接受“招安”，打进敌方，江绍辅被敌委任为“农村市镇警卫队宜宾第四路第一大队”大队长，叶甸夫任副大队长。驻扎北七区，掌握了大塔附近9场地方武装，暗中保护县委在大塔从事的活动，使农民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

……

郑佑之把宜宾建设成了四川农运开始最早最有基础的根据地，从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之下，“民党左派时代可号召四五万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郑佑之在农村仍能号召2万多人，武装1000余人。郑佑之之名在川南一带土豪劣绅中无不闻风丧胆，而广大农民却把他当作救星，尊称为“农王”。

郑佑之在合川的日子

1929年7月，省委决定撤销川南特委，调郑佑之回省委机关工作。此时，正值邝继勋领导的第七混成旅在遂宁、蓬溪、射洪一带起义失败。合川是重庆通往川北的重要通道，为了保证党在合川这个重要中转站的联络畅通，省委决定派郑佑之到合川任县委书记。

郑佑之在合川以母亲张氏为姓，化名张裕如，利用族弟郑伯军（后来叛变了革命）在陈书农师当副官的有利条件，进入合川瑞山小学，以他的老本行教书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随后省委又派了省委委员曾海元和省委机关干部李坤杰扮成小商贩到合川，协助郑佑之。

郑佑之来合川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党在敌军内部的组织和人员，同时组织农民武装突击队，待条件成熟后，准备配合兵变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上海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

郑佑之立即成立了合川县行动委员会，他们决定配合丰都、涪陵第二路红军举行暴动。为加强力量，省委又加派了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等先后来到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兵变。

行动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展开。在农村，首先举行狮滩农民的抗捐斗争。五一节这天，正值狮滩赶场，农民队伍经洛阳门进城，沿营盘街、双牌坊、柏树街到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城内，组织了300多名丝织业工人利用赶庙会的机会，成立工会组织，推选工人刘积裕为主席，会后，工会立即领导工人在烟墩寺举行反对资方剥削的罢工斗争。这两场斗争，虽只解决了一些眼前的实际问题，但却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

军运方面，这是合川革命活动的重头戏。

郑佑之利用陈书农扩大部队，招新兵的机会，把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派去当兵。邓止戈进去后被分到师部当了电话兵，能及时掌握敌军机密。何志华被分配到该师部机枪连，梁佐华去新兵连当新兵。所有打入敌军内部的人都分别同郑佑之单线联系。通过这些人员的秘密清理，基本搞清了隐蔽在陈书农部队内的军支组织有共产党员30多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下级军官和士兵，负责联系的是司务长高功。

通过一段时间紧张地工作，党组织方面已联络同志近4000人，军运方面已组织发动陈书农部15混成旅1个营，另外还活动了陈部5旅的1个团。县行委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准备立即暴动。地点分别选在城郊较场坝新营房、纯阳山、云门镇、双凤场等4个驻兵处，以新营房5旅2团为重点。

为了转移驻军视线，8月20日晚首先组织了300多名武装游击队员在狮滩场举行秋收起义。后由于力量不足，配合不好，起义失败。

狮滩农暴失败后，县行委又决定于8月23日在云门镇第三团中组织士兵暴动。计划趁团部军官们给一营长祝寿，主要军官聚集酣饮时，由士兵里应外合，杀掉反动军官随即将部队拖出，树立红军旗帜。此次行动又因叛徒告密，未能如期举行。

正在敌人有所觉察，密切注视军内动向的关键时刻，合川毗邻的5县行委又联合决定，8月24日在城郊新营房举行兵暴。计划在行动时先割断南津街、北门外、塔尔门3处电话线，断绝敌军通讯联系，待深夜12点电灯熄后即举行暴动。

暴动开始，虽然外面已把电话线割断，而指挥机关却尚未同在敌军内部的同志取得联系，致使行动再告失败。

紧接着，县行委又决定于9月1日在新营房发动第二次兵变。事先安排，先将300余把匕首秘密运进兵营，发给士兵，由排长张也南作内应，到时以鸣枪、举火为信号。当听到枪声、看到火光时，各军中立即行动。起义士兵每3人为一组，先杀军官和看守武器库的卫兵，得手后即向前来接应的群众散发武器。

计划不如变化。兵暴那天晚上，前去纯阳山制高点一连组织暴动的唐促征、秦友石二人，见规定时间已过，还没有行动，便派人直接去山上放火。由于是临时改变的主意，被派去的人没有准备好燃料，便将随身携带的宣传品用于引火，仓卒之间将营房外面的一个厕所点燃。但火势还没起来，已被站岗的卫兵扑灭。等候在军营内的张也南见纯阳山上军营起火，正走出营门口准备鸣枪时，却被值日官傅尊帆带领士兵将其捉住。当即从他身上搜出参暴人员名单。两起信息很快传到师部，陈书农立即发出“全城戒严，搜查共党”的命令。城防司令部也火速派兵包围纯阳山，进行仔细搜查。

兵暴失败后，负责联络的李坤杰，赶紧装扮成卖针筒、棉线的小贩，提着竹篮赶到交通站，通知交通员李安忠、唐祖烈夫妇马上转移。郑佑之赶回住地，见敌人正在搜查。他避过敌人赶到秘密联络点，通知已经暴露的人立即撤出合川。然后又亲自去营房通知邓止戈。这时邓止戈已从敌人的电话里获得信息，拿了几件脏衣服跑到营门口，正好碰上郑佑之。两人沿着城墙跑到李安忠家，又经过秘密通道，从鸭嘴上船赶回重庆。

郑佑之是“卡尔·马克思”

1930年，统治重庆的军阀刘湘，采用抚、杀并用的两面手法，加强反共措施。他制定了“反共自首”政策，成立了21军特别委员会，其公开名称叫“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别委员会”，由21军副官长李根固任委员长，21军军法处王璋任副委员长，下设军法室、编辑股、侦缉队3个机构，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

这个组织先后收买了熟悉中共党内情况的叛徒70多人，并以这些人为主体组成反共侦缉队。这伙叛徒为了表现自己，在重庆四处抓人。党的省委重要领导人穆青、刘愿庵、李鸣珂、邹进贤、牛大鸣等先后被捕牺牲，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整个山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931年3月，省委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决定将省委机关迁移成都。并决定将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郑佑之留重庆坚持工作，同时成立川东特委，文强任书记，周敦婉任秘书长，郑佑之仍是省委委员兼任组织部长，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周围40余县的党组织，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

郑佑之担任组织部长后，化名张荣山、张止民，秘密地领导党同凶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采取果断措施，将原在重庆身份有所暴露的同志全部调出重庆，将原在川南工作过的一批领导人及骨干调进重庆，分派到川东特委各部门。制定了比过去更加严格的地下工作制度，很多部门领导都由他单独联系。为了保证机关的绝对安全，他还与李坤杰假扮夫妻，让李坤杰以家庭主妇身份，保护机关。党内同志喊她“大嫂”。由于李的机智勇敢，使机关多次转危为安。

为了有力地保护组织、打击敌人，郑佑之挑选了由他培养入党的学生、同乡、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余宏文，将他调来重庆，利用余的妻弟在刘湘军部手枪连当连长的特殊关系，把余宏文派进21军。余宏文化名余福生经刘湘批准安排到特委会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掌握了敌人的核心机密。为了能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郑佑之利用敌人的“反共自首”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安排一些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有的还成了反共侦缉队的重要骨干。他们在敌特委会内部秘密地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余宏文任书记。这个支部由郑佑之直接领导。他们还在特委会中采取用交朋友、谈心等手段，争取有悔改表现的叛徒重新为党工作，暗中组织了一个“良心会”。加入“良心会”的有邓平生、李人茀、陈纪陵、钟世鹏等10余人。这些人为党重新工作，自觉为党捐助经费、传递情报。由于郑佑之在敌人的心脏里安上了十分灵敏的耳目，因而对21军的反共计划、秘密行动、被捕同志监禁地点及在审讯中的表现等等，了如指掌，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当时，侦缉队的一个特务黄纯五，认为特委会内的共产党叛徒被共产党的特工处死与余宏文有关，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在无确凿证据面前，暂时未敢向特务机关报告。余宏文将黄纯五的情况向郑佑之作了汇报。郑佑之认为此人不除，势必危及余宏文和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反间组织的安全。于是针对黄纯五好色的特点，决定由李坤杰出面开一假妓院，找几位年轻的女同志扮作“妓女”，由余宏文、周荣芳邀约黄纯五到这家刚开张的“妓院”去玩，张朗元带人在附近街道巡查，暗中掩护。黄纯五果然上钩，那天晚上由假扮妓女的两位同志殷勤劝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后将其勒死，趁黑夜抛尸于远处小巷之中。不久，又把毫无悔改的叛徒周思吉打死在黄沙溪，把黄晚香弟妹打死在她家里……接连处死了好几个叛徒。

1931年8月，川东特委书记文强在去重庆中山公园大梁子旅社与上海派来的傅荣联系，被一叛徒认出，随即将他捕押到特委会关押审讯。为考虑安全，组织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立即撤销川东特委，中断原川东特委的一切通讯联系，另成立江巴中心县委，领导包括重庆在内的周围10个县市的党组织，郑佑之任秘书长；二是千方百计营救文强。郑佑之立即通知余宏文、周荣芳、薛彦夫等人积极设法营救。在郑佑之周密策划下，内外结合，剪断铁丝网，在文强被捕的第三天，营救成功。将文强送离重庆，逃出敌人虎口。

……

敌人采用的收买中共党内叛徒的“以红治红”手段，确实给党造成了严重威胁，设在重庆的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党的领导人李家骏、杨仁杰、饶耿之等人又相继牺牲。郑佑之认识到再这样下去，党在重庆的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吃掉的危险。于是他决心回川南再创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势力。他写信给郑瑞符，要他筹集现款，从速寄来重庆。不久，他收到从家里寄来的400块银元。郑佑之用了200多元通过内线从刘湘军火库里购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造快慢机手枪10支，并派张朗元、陈强等人秘密运回宜宾。

不久，因军火库管库员分脏不平，发生内讧，暴露了丢枪事件。刘湘下令严查，得知他的枪支已落入共产党之手，立即在全城戒严，并悬重赏捉拿郑佑之。郑佑之一面安排与此案有牵连的余宏文、周云芳、杨淑修等人立即撤离21军特委会，火速离开重庆。一面通知江津县委书记盛一平回重庆接替他的秘书长职务。一切工作移交完毕，正准备离开重庆时，他的领导人又要他最后去由他领导的交通站获取情报。郑佑之根据他获得的情报，认为这个交通站的人已不可靠，如此时再去那里，即有被捕危险。可是那位领导人仍再三要他去。他于12月21日亲自去桂花街72号五世同堂院内的交通联络站，作最后一次联络。

就在这头一天，这个交通站的负责人袁世勋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郑佑之来同他接头的时间和地点。特委会立即派侦缉队长宋毓平率廖珺、陈伯碌等七八名叛徒、特务带着袁世勋守候在接头地点。

郑佑之来到袁家，谨慎地扶着木梯上了阁楼。他刚向前走了几步，见楼中另外有人，情知有变，立即伸手到腰间去拔那支20响快慢机手枪。正在这时，后面窜出几个人，拦腰将他抱住，随即夺去手枪，将他押送山王庙特委会，后又押送到21军军部候案室监禁审讯。

那时，重庆有两个监狱，一个叫巴县分监，一个叫巴县大监，都在衙门口。分监设在典狱寺里面，关押一般“犯人”；大监在典狱寺对面，关押重要政治犯。因为敌人知道郑佑之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大人物”，有“第二马克思”“农王”之称，是重大要犯，又拒绝投降，很快把他送到巴县大监。郑佑之被关进大监后，碰见了1928年被捕关到这里的原省委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张秀熟。张已在这里关了几年，同有些看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天晚上，郑佑之戴着脚镣手铐到了张秀熟那里，说他的问题严重，因为是叛徒告密，又从他身上搜去枪支，不可能再活着出去，已作好牺牲的准备。

1931年12月29日，敌人对郑佑之进行最后一次审讯。也是军法官最后一次对郑佑之进行诱降、劝降。说只要郑佑之承认“悔过自新”，就可委以重任。郑佑之在敌人的法庭上视死如归，态度十分坚决。最后，军法官摇头叹气地对郑佑之说：

“你已经这样大的岁数了，难道你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吗？你完全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

郑佑之听后，响亮地回答说：“我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

军法官见郑佑之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迹象，便直截了当地说：“你相信马克思主义，你愿不愿为它牺牲？”

“我愿意！”郑佑之斩钉截铁的作了最后回答。

最后，军法官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向他宣布：“判处死刑，明天12点执行。”

1931年12月30日，临刑前的上午，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向监狱当局要来信笺和笔墨，抓住仅有的一丁点时间向弟弟们写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要弟弟们不要站在封建观点上保守祖业，要弟弟把属于他的地方全部捐归普岗寺平民学校。同时也嘱咐弟弟们把地方卖了，去做点小生意，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不要再当剥削者。

1931年12月30日，郑佑之被敌人杀害于重庆南通门外铜圆厂附近的罗家湾。当他胸背中弹倒下后，仍顽强地从地上爬起来用最后的力气奋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郑佑之在重庆牺牲后，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一个族人郑衡甫雇人将其埋葬，然后通知郑瑞符。郑瑞符到重庆购买了一支小木船装上郑佑之遗体，沿长江逆流而上，转沱江抵邓关再改陆路运到自贡，厝于自贡郊区广华山的东岳庙后山。直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才将灵柩运回家乡，遵照郑佑之遗言安葬在普岗寺平民学校的后山上。

——摘自《宜宾县党史人物传（一）》，主编田若川，2004年5月第一版

“用郑佑之造句”例句释疑

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再读网上热搜的“用郑佑之造句”21个例句。亲爱的读者朋友，您能否把那些不完整的句子补种完整？如果认真读了此文，是绝对能够顺利完成的，如果读得概略，那就难说了。

好了，不卖关子了，正确答案如下：

1.次年1月，郑佑之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

“次年1月”，指1928年1月26日，省临委来信指定郑佑之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

2.受共产党员郑佑之的影响，追求革命。

谁受共产党员郑佑之的影响，追求革命？答案：李坤泰（此答案不唯一）。

……

6.民国19年，李又被调去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合川兵暴。

李又被调去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合川兵暴。李是谁？李坤杰。

7.郑佑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一说1925年转党，一说是1922年入党。

郑佑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只有一说：1922年在泸州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8.次年冬，经郑佑之介绍，加入共青团，民国15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2年的次年（1923）冬，经郑佑之介绍，李坤泰加入社青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5年（1926）转为中共党员。

……

10.刘身份未暴露，又有团防队长的头衔作掩护，郑佑之则安排他就地隐蔽下来。

“刘”为共产党员刘荡之，打铁乡（今翠屏区双谊乡新政社区）团防队长。

……

14.同年4月5日，中共观音区委集资建立“郑佑之烈士纪念碑”于观音中心小学灯光球场侧。

1949年12月11日，宜宾县和平解放。1950年宜宾县设第十五区，区治所观音场，从那时起，古罗一直隶属于观音管辖。家乡人民为纪念革命英烈，1985年4月5日在观音区小修建郑佑之烈士纪念碑。由于时间较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损坏较严重，于2006年重新修建郑佑之铜像，现保存完整。

……

16.郑佑之及时到五宝镇与当地党支部成员研究，决定以五宝镇为中心发动荣县民众起而反对军阀、抗捐抗税。

这次反对军阀、抗捐抗税很著名，概况如下：

民国15年（1926）秋，驻荣县24军旅长张志芳与荣县知事邓邦植勾结，强派军款21万元。百姓怨声载道。郑佑之及时到五宝镇与当地党支部成员研究，决定以五宝镇为中心发动荣县民众起而反对军阀、抗捐抗税。他们发出《声讨万恶军阀张志芳檄文》，同时发动组织农协会员抗纳税款，并邀请国民党（左派）荣县党部负责人谷醒华到五宝镇，争取了五宝镇团总陈选侯以及所属各场团正，将民团武装和各地武装5000余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川南农民革命军”。但与此同时，张志芳又增派两连士兵扼守李家堰，并加紧武装催款，还抓捕了抗捐群众100余人，使农民群众更为激愤。这年农历腊月18日凌晨，郑佑之集合农民军于檬子岩誓师，下午2时兵分三路包围李家堰。入夜，张部败撤。次日，退入五宝镇防守。郑佑之又于普岗寺设农民军第一指挥部，于荣县龙潭场设第二指挥部，把武装斗争坚持下去。24军军部慑于农民军的声势和舆论压力，只得将张志芳调离荣县、释放被关押群众、停收加派军款和赋税。

17.民国13年从成都华西大学辍学回乡，任观音镇高等小学校教员，在中共党员郑佑之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

民国13年（1924），余宏文从成都华西大学辍学回到观音场。回乡，回到家乡观音。

……附：主要参考资料

1.中共宜宾县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县党史人物传（一）》，主编田若川，2004年5月第一版；

2.《郑佑之文稿》，主编胡登元，1997年3月3月重庆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宜宾县志》1990年版；

4.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革命烈士诗文选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一二二：四川省宜宾县地名录》，1987年6月出版；

6.“360搜索”等网站。

2020年3月9日

作者：宽哥，本名郑宽学。教师，现供职于宜宾市叙州区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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